现代片曲创作要照看,我们怎么供给现代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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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戏剧创作要观照“历史”与“现实”

时间:2012年03月19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林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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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路黄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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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芳菲》海报

  后现代历史学的兴起,彻底地否定了历史的客观性、公正性,认为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只是一个带有许多副文本的文本而已。海登·怀特在《元历史》一书中更把相对主义概念推到极限。在他看来,历史,无论是对世界的描述、分析、叙述、解释、还是阐释,都是一种带有虚构性、叙事性的话语形式,都必定带有伦理的、哲学的含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想象性解决。

  问题是,倘若历史的叙事与文学的虚构毫无二致,为什么那么多文学家、戏剧家、哲学家,总是喜欢沾亲带故地与历史拉扯上关系?巴尔扎克称自己是“历史的抄写员”。郭沫若说历史剧作家是在“发展历史的精神”。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则说,对历史的回忆构成我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

  黑格尔在其巨著《美学》中写道:“不能剥夺艺术家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权利。”耶鲁大学教授彼得·盖伊在《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一书中说:“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

  问题是,虚构容易,真实难求。西方的历史学家,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宗教哲学),到维科的《新科学》(历史哲学的世俗化),到康德、黑格尔把历史看成是人与社会制度不断顺应理性观念的过程,再到20世纪70年代分析哲学兴起,促成历史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变……都无法解决历史究竟是事实还是虚构,历史研究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

  与历史隔空对话,

  不论历史本质与历史真实

  在我国,20世纪4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曾经有过三次有关历史剧的讨论。40年代正是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后方出现一次历史剧创作的繁荣局面,涌现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阿英的《明末遗恨》、姚克的《清宫怨》、吴祖光的《正气歌》……无不强调团结御侮、反对分裂的主题。同时,几十位文化界人士参与历史剧问题讨论,强调的重点是:一、历史真实;二、古为今用。20世纪60年代,国内正面临三年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全国大写特写《文成公主》和《越王勾践》。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00多个剧团先后创作、演出勾践复国的故事,宣扬尝胆卧薪、艰苦奋斗的精神。时任文化部领导的茅盾发表了《关于历史和历史剧》的9万字长文,主张历史剧既是艺术又不违背历史真实。20世纪70年代后期,“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大风歌》(陈白尘著)、《秦王李世民》(颜海平著)等剧应运而生,作品抒写刘邦老臣反对吕后篡权和唐初的玄武门之变,一个重要目的均在批判“四人帮”篡权窃国。当时的一批有关历史剧的论文中,最重要的是郭启宏的《传神史剧论》,提出“传历史之神”、“传人物之神”、“传作者之神”。

  然而历次争议中,何为“历史之本质”、“历史之真实”、“历史之神”……均是歧义丛生、不可深究之抽象概念。撇开历史哲学的高头讲章,忘记理论家们的种种主张与信条,看看古今中外的戏剧现实,我们会发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我国古典戏曲中,影响极广、至今被不同作家、导演一再改编的元杂剧《赵氏孤儿》(纪君祥编剧),纪君祥在创作时,对历史记述作了多处重大改动,构成情节中心——挺身救孤的,是两个与宫廷斗争无关的普通人:草泽医生程婴和退隐老人公孙杵臼。

  而至今流传不息的三国戏中的曹操形象,与《三国志》等史书记载的曹操,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西方剧作中,我们较熟悉的《上帝的宠儿》(或译为《莫扎特传》,编剧彼得·谢弗),将莫扎特一生的噩运,归结为宫廷乐师萨略维的妒忌和阴谋,则完全是剧作家的虚构。香港话剧团去年演出的《哥本哈根》(编剧迈克·弗雷恩),写二战期间量子物理学家玻尔与海森堡的三次会见,其真相竟像“测不准原理”一样扑朔迷离。

  以上这些例子,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启示呢?我为什么不谈论历史本质、历史真实这类玄奥又毫无结果的争论而谈“历史感”?因为戏剧创作首先要有艺术感觉,与历史隔空对话,重要的是要有历史感。罗素强调治史“贵有史识,贵有创见、贵能道人所不能道”。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史,是人们思想活动的历史。

  不是宏大叙事的背书

  而是当代生活的写照

  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香港话剧团先后演出了《遍地芳菲》《一年皇帝梦》,致群剧社演出《无名碑》《斜路黄花》,香港歌剧院、香港中乐团演出歌剧《中山·逸仙》……

  我认为,只有当剧作家、导演、艺术家基于现实的独特感受,对某段历史的人或事有话要说,才能进入历史剧的创作,才不会人云亦云,才不会变为宏大叙事背书。

  从这一观点看来,我比较看好《无名碑》和《斜路黄花》,不仅因为它们涉及香港的本土叙事,也不仅因为作品将史实与虚构作了较好的融合,更是因为作者有感而发,不吐不快。《无名碑》的编剧杨兴安是同盟会早期领导人杨衢云的后人。他的创作动机既单纯又质朴。他痛惜百年忠骨无人问,不忍本土英烈的事迹被历史烟云所湮灭,决心“写一出英雄肝胆、儿女情长的舞台剧,给香港人欣赏自己本土的故事”(《创作〈无名碑〉的动力》,见演出场刊)。白耀灿在《斜路黄花》中,以感同身受的现代领悟,着力抒写深深地嵌入在中国百年兴亡史缝隙间的琐细叙事。事实上,《无名碑》与《斜路黄花》在历史意识上并没有什么创新,既不涉及革命立宪的双线叙事,不包含对“激进主义”的反思,也不像前几年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对清末民初主流历史叙述的颠覆(对慈禧、李鸿章等人的深切同情和某些肯定,对立宪派的重新评价)。但因其挖掘了被以往宏大叙事所忽略或故意遮蔽的史实,描摹普通人更容易感同身受的日常生计、日常劳作与历史进程的关系,从而与以往、与他人、与主流的“辛亥革命”叙事拉开了距离。

  不一定只有讲述历史故事才有历史感,真切、深刻地描摹现实生活、现代人心理的剧作在有现实感时,也能有历史感。这几年我在香港看的演出不多,比较能触动我的是庄梅岩的《圣荷西谋杀案》和黄永诗的《香港式离婚》。

  《圣荷西谋杀案》叙述发生在一间海外华人居室的两起谋杀案。它表现了主人公无论做什么、怎么做,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生存的残酷与荒诞,好像是一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或无从选择。我之所以说这样一出叙写漂流异国与城市异化、人性异化的悬疑剧,具有真切的现实感与深刻的历史感,是因为在编导者、演出者不动声色的演绎中,碰触的正是港人离乡背井的精神危机与此地他乡的不安全感。

  《香港式离婚》的戏剧场景主要发生在一所专办离婚案的法律事务所。在这里,所有的离婚案件均像一桩买卖,一件不涉及人的情感的业务。然而,反讽的是,操办无数离婚案的律师事务所的男女主人公,最终却因情感变异而离婚。港式离婚正是港人情感疏离的当代写照。

  描述可然和必然发生的事

  我们看到讨论这个问题的人都不否认历史剧作中虚构的合理性,但是对虚构的合理度认识还不太一致,影视作品现在出现一些戏说,出现一些违反历史真实太多的作品,这个造成的危害也是大家共同认识的。

  把国民党作为悲剧的主角来塑造

  □
丁振海(《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员)

  真实和虚构水乳交融

  第二个是历史内容。恩格斯说历史内容不是琐碎的史料的堆积,而是你必须经过创作意识到历史内容,自觉把握住的东西。这意味着要忠于历史、高于历史,相当于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历史剧创作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逻辑思维。面对那些丰富的史料,需要创作者有穿透这些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改造功夫。另外还需要有形象思维,要把这些冷冰冰的史料,转化成生动的情节、活生生的人物、有血有肉的形象。而且这两种思维是浑然一体的,不能说一半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对三分之二。

  □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

  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剧?历史剧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桥梁作用,学术研究和普通大众之间是有界限的,有距离的,历史研究者书写得再深入,分析架构再好,文字再通俗,也达不到文艺的水准。我们经常跟台湾学者交流,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爱在西元前》,其中有一句歌词里有“汉摩拉比法典”,台湾的历史老师非常感慨:“我们在课堂上说了多少古代史,也没有同学关心《汉摩拉比法典》,周杰伦这支歌一唱,大家都去找书看要了解了解什么是《汉摩拉比法典》。”这让我很有感触,历史剧真的非常重要,尤其像《北平无战事》这样的剧,它是真正的硬题材历史剧,我们真的需要文艺和历史的结合才能使广大民众对历史有一份深入的了解。

  《大秦帝国》成功有三要素,一个是思想深度,二是历史内容,三是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思想深度有两种含义,一是要用历史唯物史观来观照,要找到时代共振和当代观众共鸣的东西,这样才能写好,才有生命力。二是这个作品从头至尾的情节、场面当中渗透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社会主流的精神,体现出历史必然规律走向。《大秦帝国之纵横》反映了什么?《大秦帝国之纵横》里面外交占了很大部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大秦帝国之纵横》中的张仪有舌辩之才,但归根到底还是秦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生产力发展了,国力强大了,他的外交才能才有用武之地。

  近日,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视协举办了“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作品研讨会”。无独有偶,中国电视剧艺委会召开了“历史剧的创作走向——《大秦帝国》为例专家座谈会”,各学科专家就历史剧应该如何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史为鉴”一直是中国人重视史的原因,历史剧历来受各方关注。针对传言中,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一年只能播出一部重大历史题材剧,专家们也发出呼吁,适当加大这一题材电视剧的播出量,会带来全国这一题材播出量和产量的改变。——编者

  □ 李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

  □ 王伟国(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我们的文化遗产、文化传统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历史史学。史书在清代的《四库全书》中名义上占四分之一,从卷数来看的话,史书占40%多,它占的分量非常大。而且第一部分是经书,经的一部分很多还是史,有的人认为六经皆史,像《春秋》《尚书》都可以归到史的内容。中国人很关注历史传统和历史意识。我非常敬重现在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人员,他们对于历史知识的宣传,对于历史精神的宣传,做了非常好的工作。

  □ 向云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报社社长)

  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 高小立(《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

  本剧把国民党财政金融改革这个历史事件搬上荧屏,围绕这一历史事件,审视了国民党系统的政治生态。在一定意义上,本剧是以中国国民党为主角的,是把它作为悲剧的主角来塑造的。历史的沉淀,使我们今天能够平静客观地看待,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国民党,能够从它的成败得失之中,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训。

  演员们的表演成熟精湛,特别是这一批老演员个个都出彩,年轻演员有些相形见绌,被老演员的光辉掩盖了,方孟敖这个一号角色出不来。我比较了演员们对方孟敖和曾可达、马汉山这些人物的诠释为什么不一样,就看眼神,方孟敖的眼神浅了,那几个角色无论什么时候眼神都很丰富,演员表演太精彩了。  

  看到这部剧我就很自然地想起了英国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说过的一句话:“一开始如果将《伊利亚特》当做历史来读,你将会发现它充满了虚构,同样,一开始把它当做虚构来读的话,将会发现它充满了历史。”用它来说今天历史题材的创作对艺术虚构和历史真实关系的处理也是很适用的。《北平无战事》除了两个人用了真名之外,其余都是虚构的,每个重要人物后面都有几个人物作为原型,很多事件都可以想到种种历史现实,有点分不清哪些是虚构,哪些是现实。当历史来看到处都是虚构,当虚构来看,后面都藏着很多的历史,达到了比较高的融合程度。作品中的人物不是任何一个原型,经过了创造和虚构,概括了更多的人,一部剧可以达到这种地步很少见。刘和平说他七年磨一剑做了这部剧,这是他极其突出的成绩,一般观众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事实和虚构水乳交融。

  戏剧化的故事和鲜明的人物塑造是电视剧艺术的本质,《北平无战事》没有走进类型化的窠臼,其谍战、商战、反腐、情感是相互勾连的,编剧把这些元素精巧地交织在一起,融为一体。在这部剧中其实没有以往的谍战戏中的多诡,也没有历史剧中的血雨腥风,而是从开始观众就知道了谁是共产党,谁是双重间谍身份,该剧不是靠悬念和惊险吸引观众的,刘和平最大的功力是靠人物和人物关系的结构来编织故事,靠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来推进整个的叙事。

  □ 赵彤(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主任)

  《北平无战事》没有被类型化牵着走,很多人都在纠结,这部剧是政治剧、革命历史剧、谍战剧还是反腐剧、金融剧?我认为好的作品和什么类型是没有关系的。现在的编剧过于被类型化牵着走,刻意考虑类型必然会导致电视剧创作走入模式化,模式化的呈现就导致了故事无创新、人物脸谱化,现在很多电视剧走入了新的脸谱化的窠臼里,比如抗战剧越来越走向类型化的结果就是抗日被简化为一个故事背景,其内核却是武侠剧、爱情剧、偶像剧、年代剧,完全失去了抗战剧作为抗日题材应该具备的震撼力以及美学的高度。在中国电视剧同质化创作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北平无战事》突显了它独特的审美高度。

  □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北平无战事》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对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有机统一做出了新的探索,开辟了新的路径,这是很突出的。历史题材不管是不是重大的,不管是正剧还是戏说,是历史故事剧还是传奇剧,在创作上都有一个难点绕不开,就是历史真实与现实虚构的关系。

  当然还有一些在过去的史学里面也是历来受到强调的、我们今天应当尊重的东西,比如说保护生态、节俭、讲究孝的观念,如果能够得到更突出的宣传,更突出的发扬,也是今天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可以发挥积极意义的一个方面。

  不能光写人物琐碎的欲望

  这些年在电影、话剧、电视剧的创作上受到历史虚无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出现解构、颠覆历史的倾向。如,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变成范增与张良的棋局对弈,没有别人的事了,他们两个人成为鸿门宴的中心了。现实主义审美精神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大秦帝国》的创作我觉得值得肯定。

  历史理念怎样继承?健康的、积极的、科学的历史认识,如果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普及的话,那是我们做史学研究的人特别高兴的事情。

  历史真实和历史艺术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剧永远的话题。历史剧要尊重历史,在尊重历史的原则下再现历史,所谓艺术真实皆通过艺术虚构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使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历史叙事有戏剧性,而虚构的可能发生的事是对历史的补充和丰富,使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加具有戏剧性,使历史剧更有艺术感染力,从而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较为完美地统一起来。

  司马迁的《史记》后来成了戏曲家的宝库,其中我们可以从《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看到元代的戏剧132种里有16种完全来自《史记》。鲁迅的《阿Q正传》中阿Q最后唱的“我手执钢鞭”,这是绍剧《龙虎斗》的唱词,唱的是赵匡胤的故事。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最底层的人通过戏曲也能得到一些历史知识。

  文艺能拉近观众和历史的距离

  历史剧和历史有区别,但又有联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论述,“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过的事,而是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及根据可然和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在于前者记叙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将历史和历史剧的区别讲得很清楚。他还进一步说“这是一种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上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具体事件”。于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没有历史就没有历史剧,历史是电视剧创作的依据,历史剧是对历史的艺术叙述,历史是第一性的,电视剧是第二性的。

  在尊重历史的原则下,历史剧再现历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再现历史氛围的真实。二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的再现。三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精神的再现。四是历史人物性格特征和历史价值的趋向的再现。

  要说到影视作品和历史真实的关系,其实写史的戏和历史本身肯定是有距离的。那么历史题材的戏剧作品和历史本身的关系,对于这种距离应该怎么把握,其实长期以来都在被讨论。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虚构的限度问题。郭沫若是一个成功的历史剧作家,他就讲过“剧作家的人物是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他提出一个观点叫做“失事求似”。茅盾是文学家,但是他的历史学有很深厚的功底,他关于古代神话的研究,今天我们历史学家把它作为文化典范来学习。他也提出:“任何艺术虚构都不应当是凭空虚造,主观杜撰,而必须是在现实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任何事情虽非真有,但是在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时代的同时,在这个条件下,这些人和事的发生一定应该是合理的。”吴晗是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剧的真实,他认为“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就不能算历史剧了”。文学史的研究大家王瑶,他认为是“按照历史可能怎样来虚构”,还有一个“按照历史应该怎样来虚构”,这些都是很中肯的意见。现在看来认识并不完全一样,但是都主张历史真实和艺术形式的统一,对于这种统一的理解看来是不大相同的,对于怎么统一也有不同的见解。

  我觉得现在的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一个历史观和历史精神的问题。我没有看过电影《英雄》,但是听到很多朋友间接的批评。《大秦帝国》宣传英雄主义、宣传进取精神,基本上是符合秦从西北地区崛起,然后逐渐强大,最后统一中国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的,基本符合历史大脉的。我当时给《甄嬛传》写的一个意见里面说到“要避免好像历史就是这种阴谋,历史就是权力与争斗”这样一个误解,不能给观众这样的感觉。宫廷争斗占据了主题内容。其实对历史演进起重要作用的,如政治建设、军事谋略、人才选用、法制革新等等,它也涉及一些,但是没有用心来表现,如果适当加强的话,可能会提升整个作品的文化水准。

  过去的传统的史学里面,一些有所扭曲、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描述,或者不符合现代意识的东西,比如说生命意识、生命价值,比如对权力的认识、民族意识,我们的创作者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提出真正好的、正面的东西,那么对于历史的传递作用更突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剧?第一需要能反映历史本质的历史剧,历史很复杂,有多方面的表现。我们的历史剧一定要反映历史本质的一面,比如说国共斗争,共产党是胜利者,我们不是仅肤浅地说共产党是胜利者,而应该反映其背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的历史必然性。第二,要反映历史的真实。我们怎么样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既不溢美也不虚饰,比如《北平无战事》这样的作品就挺好。第三,一定要反映历史的复杂性,历史的主体是人,人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历史剧一定要反映这个复杂性。

  在本剧中,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象,是以国民党财政金融改革的观察者、亲历者,而不是反对者的形象存在的。这是一个关于历史舞台的隐喻,共产党人作为观众看着国民党这个执政主角的绝唱,看着它的手眼身法势,当执政的主角即将由中国共产党担当起来时,他们更加清楚覆辙之鉴就在眼前。

  第三点,也是恩格斯讲的,史诗一定要有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哈姆雷特》《麦克白》气势是非常宏伟的,既然是史诗就得有恢弘的气魄,小家子气算什么史诗,同时它还要有非常细致入微的表现,感情细腻的描写。姚雪垠谈《李自成》的创作经验,他有两句诗:“英雄痛洒山河泪,儿女悲吟离乱歌”,这两个要结合起来,一个是英雄很悲壮,另外小儿女的情感很细腻的也要有。同时每个人物都不是通过琐碎的欲望中表现出来的,他们都是有一定思想的阶级的代表。像《大秦帝国》中的商鞅、张仪、公孙衍、范雎、白起,他们都是被历史潮流烘托起来的人物,他们当然有欲望,但是要把握好典型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是宏大叙事的要求。

  没有被类型化牵着走

  《北平无战事》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人物形象丰富、深刻、多样,个个都有个性,鲜活生动,这是这部电视剧取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蒋经国这个人物没有出现,只出现一个背影,这种影子形象在过去电视剧里很少。从艺术形象塑造的角度看,这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人物形象,有独创性、个性、矛盾性和悲剧性。

  提炼正确的历史精神,能提升作品文化水准

  《北平无战事》采用了谍战剧的叙事方式,但与此前所有的谍战剧都截然不同。在这部作品中,打入国民党军政系统中的中共地下党没有再被设计为刺探者和破坏者,而是被设计为观察者,因为在体系内的共产党对国民党弊端的来龙去脉看得更清楚。在角色认同的欣赏机制作用下,观众就随着崔中石、方孟敖、谢培东的视角,在与他们相交接的角色体系和生发的事件中,由点到面、由外及里、由浅入深地审视着一个政权走向覆亡的侧影。

  关于北平解放有多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反映过,但《北平无战事》的视角很不一样,没有直接表现正面战场,说的是北平内部发生的事情,重点把笔墨放在国共两党在隐秘战线的决战和斗争,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一方面让人感觉表面很平静,但背后其实是重大历史事件,让你震撼、震惊,可以听到轰鸣之声。新旧两个社会两种制度的交替,这部剧把这种复杂性体现出来了,也让我们可以深刻理解新中国为什么能够成立,把历史的必然性反映和揭示出来,非常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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